張大千先生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仍住大吉嶺，一日天氣突變，風烈雨猛摧折庭花，不久又發生地震，山搖石崩，一塊巨石滾落大千屋前。加以當時中共與印度己建交，大千不久便決定離印赴港。這一幅畫，就是在九龍城的借居處所畫。
此一白描作品，全幅細心經營，一絲不苟，完全以鐵線描取勝。大千論仕女畫時曾有云：「畫人物要打稿，工筆仕女允不可潦草，一線之差則全面俱壞。」
由以上大千對人物畫法的觀點，可見此畫定有粉本底稿。但是圖中是一俊高士的坐姿狀貌，迥異於他一般的人物作品，所以也有可能脫胎自某一古畫的版本。
畫中人物線條勻細強勁而有彈性，略有釘頭鼠尾之筆意，高七左臂向後，在背後撐著圓凳邊縫，以支持略微後仰的身軀，他一手執扇搭在右腿，右腿又架在左膝上，羽扇則垂向腿側，一派意氣閒定的姿態，顯然蕉蔭底下十分涼爽，無需搧扇。他以密集的平行線勾勒出籐編圓凳的造型，再以墨染深，配合稍淡的墨染寬領邊和袖口，共同襯托出高士一身白色的袍、褲。
對於衣紋的描寫，大千先生認為：「運筆要有轉折虛實，才可表現出陰陽凹凸。」
其實何止衣紋的用筆要「轉折虛實」，大千白描苣蕉時又何嘗不是如此。況且，除了線條本身每一根都得具備其完整的獨立性之外線條之間的疏密組合，才真正能夠顯示人體、物體的量感。而芭蕉葉幹的前後位置，和葉片的翻轉正背，也都是靠線條組合的疏密關係來建構與表現。這些元素，也就是白描畫的精彩之所在。此幅「蕉蔭逭暑」，與此次展出一九五六年的「白描荷花仕女」，一為高士配芭蕉，一為美女配蓮花，雖為異曲，但在技法上，卻有同工之妙，都是大千展現線條美的白描作品。
【傅申教授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