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大千追溯中國南宗山水畫的源頭時，他的終極目標，鎖定五代的董源和巨然，而在傳世所謂董源的作品中，對張大千產生最大影響的應首推「江隄晚景圖」。大約在一九三八年左右，大千就曾經在北平見過此畫，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大千逃出被日本佔領的北平，經上海、香港輾轉到四川和敦煌，仍對此畫念念不忘。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抗戰勝利後，大千重回故都，第一件事就是到處尋覓此圖，歷時兩個月才如願獲藏於大風堂中。大千將「江隄晚景圖」到手之後，得意非凡，遍請當時的鑑藏家和書法家為此畫題跋。
大千先生對此畫特別鍾情，即使他在一九四九年倉卒返回成都，攜家小等撤離中國大陸之際，此畫是他行囊中主要的實物，一路跟隨著張大千從香港至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加州，最後來到台灣。臨終時，還遺命將其捐贈給故宮博物院，使此畫得到最好的歸宿。
他層屢屢以此畫為範本，臨寫圖中老樹不下三十餘次，而對全圖的臨本，根據印刷品的資料，前後也至少有三本，其中又以此幅為接近原作，由於原作年久色彩脫落，相較之下，大千的臨本，色彩反而顯得更加鮮麗潤澤，精彩程度並不遜於原作。
對「江隄晚景圖」的悉心臨摹學習，不但冀能將其畫法化為己用，例如他在一九四○年代後期，許多仿宋的山水畫中，不但反映出他從此畫吸收借用的畫法，皆己化於無形之中，而且還在於他能接受其雍容博大氣質的薰陶，籍以提高自己作品的器局與畫格。
此幅臨本作於印度，大千在考察了阿摒陀石窟壁畫之後，北遊喜馬拉雅山南麓之大吉嶺，發現此海拔兩千五百公尺的印度避暑勝地，風景宜人，在去國避難之時，猶如世外桃源一般，決定賃屋暫居當地。大千日後回憶道：
「大吉嶺時期，是我畫多、詩多、工作精神最旺盛的階段，目力當時最佳，繪的也多精細工筆」，此一精美的臨本，正是大千所云之最佳註腳。
【傅申教授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