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同年臘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至二月一日)大千到北平搜訪舊跡，在他得到董源「江隄晚景」的同時，又得到一件世傳為巨然的山水。後來經大千細細研究，他認這一幅畫應屬巨然同門劉道士之作。大千在此幅「臨劉道士湖山清曉圖」的長題中，說明了巨然的畫有「礬頭風蒲，苔點散簇」的特點，而此畫卻無。而且世傳一家畫中的點景人物有道士與僧人之異：「劉道土以道士在左，巨然以僧在左」，此畫中既有朱衣道士，因而認定此乃劉道士作品，並且將之定名為「湖山清曉」。這一考證作者的長題，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初夏，題寫在原作之上。
四年後，大千隱居印度大吉嶺時，又作了第二件臨本，也就是此幅。大千將他的長篇考證文字，重複書寫於兩幅臨本之上。這樣的考證工作，己經不是一般畫家的份內之事，或者能力範圍之所及，在當時大千實際上是走在時代前端的美術史家和鑑賞家。
「湖山清曉圖」中的雲氣渲染，為「江隄晚景」盡中所無，但這一點卻也注入大千在四十年代後期的董巨派畫風之中。而此圖最為獨特的表現技法，應是水紋的部分，與「江隄晚景」中規律的鱗紋迥異其趣，不但不作水平的波紋，而且由斜向的曲線組成。大千從此一水紋畫法，衍生出許多類似的表現法，例如本次展品中一九四八年的「秋水春雲」及「董源松泉圖」等。
對於如是繁複的巨畫，大千以五十歲前後的半百年齡，而且還身處於紛擾的亂世，卻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細切臨摹，如此勤勉與精力，皆令人感佩，亦見他上追董巨派的努力，並可以想像「湖山清曉圖」一畫，對大千必然也產生了影響。